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譚厚蘭率領紅衛兵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聲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炮制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年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進一步肯定了破“四舊“的提法。但如何破‘四舊”，中央沒有說明。1966年8月18日，召開“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并舉行大規模的游行。這一天，毛澤東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從這天起，受毛澤東接見的30萬北京紅衛兵“小將們”走向街頭，張貼傳單和大字報，集會演說，開始了所謂的“破四舊”運動，他們的目光從店鋪轉向包括歷史文物在內的更加廣泛的目標。
紅色的風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萬戶，在20天左右的時間里就有十萬多戶少了家。一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的目標。中學紅衛兵殺向街頭，以打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新聞輿論對于紅衛兵的行動給予了大力支持。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會《好得很》，社論指出：“紅衛兵小將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正在橫掃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灰塵…”在紅衛兵抄家高潮中，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不準抹殺紅衛兵析功勛》，號召紅衛兵對“那些吸血鬼、寄生蟲”動手，“把他們的金銀財寶、武器、變天賬拿出來展覽…
”北京破“四舊”運動開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國各大城市乃至廣闊農村。在破“四舊”過程中，北京市有11.4萬多戶抄家。按周恩來總理的說法，上海“抄了十萬戶資本家。”本國上下總共約有1000多萬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破“四舊”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了，文物古跡，圖書字畫等文化遺產，均成為“革命”對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竟有4922處被毀，其中大部分毀于1966年的八九月間。
就連偏遠的新疆，文物古跡也受到沖擊。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國等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但它們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里，并未毀掉。而紅衛兵卻將剩下的壁畫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將壁畫用黃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這些珍貴的壁畫成為廢物。在紅衛兵抄家的過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舊圖書和字畫，也遭到清洗。
被譽為為“中國最后一個‘大儒’”的國學大師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紅衛兵抄厄運。他后來回憶道：“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意兒’。最后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紅衛兵破“四舊”過程中，林彪、陳伯達等人對于被列入“四舊”的文物字畫大肆掠奪。這無疑是對破“四舊”運動最大的諷刺。據北京文物管理處文物工作人員事后寫的揭發材料，林彪、葉群拿走文物字畫1858件，圖書5077冊，筆134支，紙1451張，本159本，唱片1083張。陳伯達拿走文物432件，字畫127件，字帖301冊，圖書5355冊，筆159支，紙13卷，本4本。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舊”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約康生去文物管理處挑選珍品。她選了一只18Ｋ金的法國懷表，表上鑲有近百顆珍珠，寶石，并配有四條金鏈，僅付了7元錢。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宮作“內部展覽”，人們才知道康生將大批國寶據為么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無價之寶竟多至上千件。掘墓狂潮1966年10月間，中央文革“紅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師范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
11月9日，譚厚蘭率領兩百余名紅衛兵來到曲阜，聯合曲阜師范學院紅衛兵，發動無產階級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聲討孔夫子，要砸爛孔墳。他們先請示了戚本禹又了陳伯達，陳伯達批示“孔墳可以挖掉”，于是這里的孔府被封，孔林蒼松古柏被伐，墳被扒墓被掘，三孔書籍化紙為灰，無數石碑被砸被拔。1966年11月28、29日連續兩天，數十萬人聚集曲阜，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大會向毛澤東去“致敬電”，“匯報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
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來，‘萬世師表’的大匾我們摘了下來。孔老的墳墓被我們鏟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們搗毀了…”對于這個“致敬電”，毛澤東末予置詞。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譚厚蘭率領紅衛兵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毀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聲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由于戚本禹稱贊掘孔子墳的譚厚蘭他們“造反造得很好”，掘墳風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著的，凡史籍中有記載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運。為了顯示“革命”，破“國舊”開始后，紅衛兵在神話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改名運動早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就已經開始了。
這天，穿著舊軍衣的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宋任窮之女宋彬彬把一枚紅衛兵袖章給毛澤東載在了左胳膊上。毛澤東問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澤東說：“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說要武嘛。從此，她改名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紛紛效仿，把所謂帶明“封、資、修”色彩，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名字，例如什么“梅、蘭、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帶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義、理、智、信”等等，都改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戶籍管理部門則以“報則速批“為原則，表示了對這種“革命行動”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鋪、公交車站、單位名稱，都掀起了改名風潮。在北京，公共汽車站的站牌全被紅衛兵涂上了“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舊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標語。同仁醫院被改成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被改成了反帝醫院，東安市場改成東風市場，長安街被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國駐華大使館所在地“光華路”改為“援越路”。在破“四舊”運動中，位于前門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鴨店，也受到紅衛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紅衛兵闖進了全聚德烤鴨店，將掛在店門口已經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爛，換上了由紅衛兵事先寫好的“北京烤鴨店”的牌子。
紅衛兵把原來掛在店鋪里的山水畫全部撕毀，換上了毛主席畫像，又推舉出10名紅衛兵當烤鴨店的“治安員”、“服務員”、“毛澤東思想宣傳員”，長駐店鋪。8月20日一大舊，經過紅衛兵小將“革命”的新型烤鴨店誕生了。前門貼著一張醒目的標語：“歡迎工農兵進餐”。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到全國其他城市。
造反的學生和工人稱之為：“橫掃千軍如卷席。”破“四舊”中有破除四舊風俗和舊習慣兩項，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紅衛兵對于這項事業投入了很高的熱情。香水、尖頭皮鞋、窄腿褲均屬于“資本主義的東西”，一經查出，立即實施革命制裁。《人民日報》對此舉予以聲援，引用紅衛兵的話說：“難道工農兵還抹香水、穿尖頭皮鞋嗎？”在上海，革命小將限令西餐店停業，服裝、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裝異服”，凡發現行人中穿尖頭皮鞋者責令脫下，赤腳走路；
穿著、發型顯得“時髦”的就被剪去一刀。與此同時，上海街頭的許多西洋雕塑被砸毀，教堂被沖擊。隨著破“四舊”運動的深入，涉及的問題越來越多。有的紅衛兵小將們提出，要求改變我國的現有交通規則，要變右側通行為左側通行，他們說右側通行，求是革命規則，是右派分子們的規則。在中國這樣的革命國家，應該是左派處處通行。
同時，他們還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燈也有路線問題，因為交通規則說明，紅燈停綠燈行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紅色代表革命，黃色代表資產階級，怎么能紅色一出現就停止呢，怎么處處與紅色作對呢？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紅燈行、黃燈停才對！破“四舊”運動是伴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而肆虐神州的。
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屆高中畢業共400多萬人待在城里無事可做，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有。”有近2000萬知青上山下鄉，接受“很有必要教育”去了，紅衛兵運動逐漸停止。隨著陳衛兵運動的衰落，破“四舊”運動逐漸煙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