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一樁關于《黃河母親》雕塑的侵權案曾引起廣泛關注，最終雕塑作者打贏了這場官司，仿造的雕像被銷毀。誰知，7年后的今天，山東濱州、山西大寧兩地竟又先后冒出兩座“山寨版”的《黃河母親》。近日，《黃河母親》作者、著名雕塑家何鄂憤然而起，要與兩地侵權者打官司。城市雕塑不斷被重復仿制的背后，顯露的是城市文化趨同、缺失個性之憂。據何鄂介紹，2009年年底，她從網上看到山東省濱州市渤海十八路建成《黃河母親》雕塑，該雕塑長9米、高5．46米，比蘭州正版的《黃河母親》還要大。

隨后，她在山西省大寧縣南山公園也發現了《黃河母親》雕塑。兩處雕塑造型均“由母親和一男嬰構成，母親仰臥于波濤之上，男嬰匍匐在母親懷中”，與其代表作《黃河母親》如出一轍。何鄂表示，兩地在建造仿版《黃河母親》雕塑前，從未與其取得過任何形式的聯系，“這明顯屬侵權之作”。何鄂創作的《黃河母親》雕塑于1986年在蘭州建成，1987年該雕塑獲“全國首屆城雕優秀獎”，今年4月，再獲“新中國城市雕像建設成就獎”。何鄂認為，作為“城市的名片”，城雕最突出的個性就是唯一性。

坐落在蘭州市濱河中路黃河南岸的《黃河母親》已經20多年，早已和蘭州的城市文化融為一體。“侵權雕塑完全模仿、抄襲了原作，而且制作手法粗劣，人物形象呆滯，歪曲、丑化了原作人物的形象與精神內涵。”何鄂說。2002年9月，在陜西省合陽縣洽川鎮黃河風景區黃河河心島上，出現了一座仿制的《黃河母親》雕像。不僅以10元一張的票價收費展出，雕像腳下還設有捐款箱、香爐、磕頭墊等物。那一次打官司，是因為《黃河母親》被個體戶當成旅游開發的搖錢樹，何鄂說，當時的心情就是氣憤。

而這次不同，侵權的主體變成了地方政府，她感到了“沉重的擔憂”。“藝術貴在創意，但法律在這方面的保護恰恰是薄弱環節。”中國美術家協會著作權維權辦公室主任朱凡認為，如今有關城市雕塑方案的認可缺少基本的法律環節，政府部門對這類公益項目總有一種習慣性的慣性思維，認為這是為城市而不是為個人，不營利，但這恰恰是法律意識淡薄的表現。據朱凡介紹，雕塑界近年來的盜版侵權特別嚴重，像著名雕塑家潘鶴為深圳創作的《開荒牛》在國內早已遍地皆是，一件作品在很多地方出現的現象非常普遍，甚至有人專門做這種活兒。

今年年初，大寧縣派出由縣政協主席帶隊的一行6人前往蘭州向何鄂致歉。出行之前，大寧縣有關領導交待，如對方提出支付設計費的要求，可以考慮解決。但何鄂認為“這不是道歉和賠償能解決的問題”。她在提出的訴訟請求中，第一條就是拆除盜版的《黃河母親》。針對近年來如出一轍的建筑風格帶來的“城市病”，有文化學者開出的“藥方”是文化。

如今，當原本千姿百態的文化也開始大刮克隆之風，我們還能為保護城市的個性做些什么呢？“不能想象美國遍地《自由女神》的情形，《黃河母親》也只能有一個。”和很多藝術家一樣，何鄂堅信，即使仿冒品做得再好，也不會提升我們生活環境的文化品位，不會給一個城市加分。

對此，全國城市雕塑藝術委員會主任、中國雕塑院院長吳為山也有同感：“我們今天的城市雕塑強調向西方學習，吸收世界新的文化，但這不意味著像有的地方那樣把凱旋門直接搬過去。”在吳為山看來，我國目前的城雕建設出現一個誤導，就是借繼承傳統文化之名，古代穿長袍馬褂的、拉黃包車的、賣唱的雕塑成為現代城市文化街上的主角，不僅在北京、南京這些古都，連深圳這樣的新興城市也不例外。“任何一個城市都有它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定位。

成熟的城雕要強調文化個性，強調文化特色，強調城市文化精神，而不是照搬他人的模式。”吳為山說。據不完全統計，中國660個城市，改革開放30年以來，托起的大小不同的球將近100萬個。“有一個城市，要搞一個‘九州方圓’，要把9個球托起來，結果球是用石頭做的，托不上去，只好把9個球放在石頭底座上。老百姓一看這哪是‘九州方圓’，這是一窩鱉蛋。”吳為山說，近20年以來，城市雕塑當中泛泛的沒有個性的作品很多，普遍性的都是托一個球，或者是一束飄帶外加幾根柱子。這些作品沒有精神的引領，沒有審美的愉悅，僅僅是滿足了當地有一個構造物而已，不僅浪費了大量財力、物力，也浪費了人們的時間、空間。

“藝術的靈魂在于創造。”在何鄂看來，黃河沿岸的省份都想有自己的《黃河母親》，愿望可以理解，“但同一個城雕重復出現是一件非常沒有意義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