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在這里把日軍戰俘感化成“八路”打開鳳凰新聞客戶端提升3倍流暢度新華社北京4月30日電4月30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共產黨在這里把“鬼子”感化成“八路”——探訪抗戰時期獨一無二的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報道。
“1979年夏天，我們6人再次訪問了延安，那是時隔34年的故地重游。對我來說，與其說是‘訪問’，不如說是‘回老家’。延安是我的第二故鄉，我青年時代在那里接觸到了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如果不介紹出處，人們難以想象，這段飽含深情的講述，出自一位昔日的侵華日軍士兵之口。抗戰期間，被八路軍俘獲的日本軍人香川孝志，在延安接受教育改造，度過了令他終生難忘的時光。
寶塔山每天迎接著南來北往的游客。半山腰背后，游人罕至處有幾排窯洞。窯洞中，深藏著一段歷史。打開鳳凰新聞，查看更多高清圖片日本工農學校舊址。新華社記者張博文攝8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曾在這里創辦了一所人類戰爭史上獨一無二的學校——日本工農學校。上千名深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的日軍戰俘，于此接受教育、改過自新，有人再次返回前線時，已由戰爭分子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在這個學校里，真理戰勝了邪惡，進步戰勝了落后，文明戰勝了野蠻，一切蒙蔽、欺騙被戳穿、被拋棄，和平、友好的理論在現實中生根、發芽…
”擔任過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的外交家趙安博，曾撰文這樣回憶。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在進行學習討論。“我們對于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并無沖突”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挺進前線開展對日作戰。隨著戰事推進，我軍俘獲的日本戰俘越來越多。
如何對待戰俘并對其開展有效的教育感化，是我們黨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1940年百團大戰后，八路軍俘獲的日本軍人陡然增多。除了部分釋放或移交給國民黨外，戰俘大多分散在八路軍各部。他們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較深，反動頑固，需要有一個安定的改造環境，部分日俘也希望得到重新學習的機會。”延安革命紀念館原副館長霍靜廉說。事實上，寬待俘虜、將普通日本士兵同軍國主義者區分開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思路。
早在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對于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并無沖突，我們要用一切方法使他們站起來，反對他們本國的法西斯壓迫者。”1937年10月，在與英國記者貝特蘭談話時，毛澤東再次明確，“瓦解敵軍和優待俘虜”是八路軍政治工作的三條基本原則之一。他說：“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干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
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日本工農學校應運而生。1940年春，駐共產國際的日本共產黨人岡野進抵達延安。經他提議，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政治部決定創辦一所專門改造日軍戰俘的學校。當時，關于學校的選址，曾經歷了一場激烈的討論。日本工農學校外景。“學校選址在寶塔山半山腰上的原‘東北地區干部學校’舊址內，有人提出反對，認為寶塔山是延安的標志，不宜為戰俘居住。
”寶塔山景區講解員謝羽說，八路軍總政治部斟酌再三，認為這里安靜且空間較大，可以為學員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考慮到戰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毛澤東親自將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然而，對這些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思想毒害的軍人進行改造，又談何容易！在押送戰俘趕赴延安的路上，一場場考驗就已經開始。“絕食、謾罵、抵抗，甚至想殺害八路軍戰士，這些日本兵非常頑固。
但在我們的真誠感化下，有些人的思想開始轉變。在路上，八路軍戰士甚至會背著受傷的日本兵，這讓他們很受感動。”霍靜廉說。在一部名為《幸運的人》的回憶著作中，曾任日軍軍醫的佐藤猛夫談及了他的逃跑計劃——被八路軍俘獲后，他經常在早晚散步時觀察地形、伺機逃跑。
直至有一次他突發高燒，失去知覺三天三夜，八路軍醫護人員給予他無微不至的照料，還給他帶來稀有的醬菜。自此，他徹底被感動了，打消了逃跑的念頭，又重新穿上白大褂，開始為傷病員治病。1940年10月，晉西北等地首批日軍戰俘抵達延安，學校隨即開始教學。中共中央從延安各界選派了一批精通日語的人員和較早轉變思想的日本戰俘擔任教員。當時，學校的設施為一間約200平方米的教室，能容納100多人就餐的食堂和6孔學員窯洞宿舍。
岡野進曾回憶，“窯洞墻上涂著白粉，因此顯得很明亮。”日本工農學校舊址。新華社記者張博文攝頑固的日本戰俘被感化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農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岡野進此時已化名為林哲，擔任學校校長，八路軍一二0師三五九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趙安博擔任副校長，學校校訓為“和平、正義、友愛、勤勞、實踐”。次日的《解放日報》詳細記錄了這場典禮的盛況：15日下午6時，在八路軍大禮堂，朱總司令、各界代表及學校全體學員參加了開學典禮。
主席臺上懸掛著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盟旗、日本工農學校校旗，以及毛主席為大會的題詞“中國人民同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朱德總司令在講話中說，希望不久的將來，日本工農學校學生能回國組織日本的“八路軍”，來與中國的八路軍攜手，共同為爭取中日人民解放事業而奮斗。隨后，學校全體學員登臺宣誓。
典禮上還表演了文藝節目，演出了日本歌曲、舞蹈和日語話劇《前哨》。“至夜十二時，大會在歡洽的空氣中宣布結束”。長期研究日本工農學校辦學史的延安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常改香說，這場開學典禮，體現了中國人民和八路軍對日本士兵的真誠關懷，熱烈溫馨的場面打動人心。學員小林清在第二天召開的座談會上說：“一年多來支配我的全部思想的俘虜觀念，直到昨天的大會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然而在此時，多數日本戰俘還遠沒有這樣的思想覺悟。
1942年6月12日的《解放日報》曾這樣記載：“做了中國軍隊的俘虜，他們起初認為是莫大的恥辱。即令在學校多方面體貼、安慰下，他們仍是坐立不安，自暴自棄，十個中有九個企圖逃跑或者跳崖自殺。在生活上早晨不起床，不洗臉，隨地大小便等，來表示消極的抵抗。”趙安博也曾寫道，學校宣告成立時，學員極為懷疑，以為八路軍要“赤化”他們，利用他們反對日本。對于這些思想極其頑固的日軍戰俘，學校制定了詳細的教學計劃，開設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還根據學員們的文化程度分為不同的學習小組。
開學第一年，課程主要有時事與日本問題、自然科學、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到了1942年，隨著學員思想覺悟、理論水平提高，教學內容也由淺入深，增加了聯共黨史、政治常識等課程。“在政治理論教學中，學校特別注重學員對理論系統、深入的掌握。為此，1942年的‘時事與日本問題’課程安排了如共產黨宣言、農業生產衰落及農村危機、資產階級的壯大、工人為什么組織工會、日本法西斯的弱點之類的內容。”常改香說。
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讓許多學員的世界觀開始改變。1942年下半年，一些學員開始學習陳云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學員前田光繁后來回憶道：世界觀和人生觀是很深刻的學問，之前我從未接觸過。過去我認為日本有萬世一系的天皇，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對于社會結構我根本不懂，對那些封建迷信的東西無從懷疑…經過反復學習，我覺得書中講得有道理，開始積極參加有政工干部參加的討論會。
日本工農學校還開設各種座談會、討論會，以啟發式、互動式的教學改造戰俘思想。當時，在學校最著名的“日軍暴行座談會”上，學員們揭露了日軍輪奸婦女、活埋平民、用活人練刺刀、用瓦斯毒殺百姓的慘無人道的暴行。他們越講越氣憤，開始反思受到的毒害教育，逐漸認識到侵略者的邪惡本質。與此同時，學校教員們樸實無華的生活作風、熱忱細致的工作態度展示著馬克思主義者的魅力，也在無聲中感化著日本戰俘。香川孝志在他后來所著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一書中回憶，中國教師王學文總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把深奧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解釋清楚，重要的地方反復講。
他經常腳穿草鞋、頭戴草帽來給我們上課。有一天下大雨，我們認為“王先生大概不會來了吧”。但他卻卷著褲腿，渡過正在漲水的延河按時來講課。“他的工作熱情和嚴格要求自己的精神，使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日本工農學校部分學員在延安寶塔山的留影。前排左起：山田一郎、梅田照文、和田真一；
后排：森健、吉田研二、野村、杉本一夫、堺清。“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對這些曾犯下累累罪行的侵華日軍戰俘，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打壓報復，反而對之平等相待，為他們創造了良好的學習條件，生活待遇甚至遠超八路軍戰士。
即便是在陜甘寧邊區遭遇國民黨反動派封鎖、陷入極大困難之時，邊區政府仍把日本工農學校作為第一類供給單位，盡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在日本工農學校舊址，一張菜譜記錄了1943年學校的伙食狀況：從周一到周六，每日餐食均有羊肉、豬肉或牛肉，主糧不是小米而是白面。牙刷、手巾、鞋子、肥皂等用品都供給充足。當時，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每人每月領取3元津貼，而八路軍排級干部僅有2元。
由于保障水平較高，有的學員在星期天還到街上去買兩盅高粱酒喝。寶塔山下、延河之濱，日軍戰俘得到了中國人民兄弟般的友愛。寶塔山景區講解員秦瑩說，日本工農學校沒有高墻，沒有荷槍的士兵看守，課后學員可以自由活動，同其他學校沒有兩樣。小林清曾在回憶文章中如此吐露心聲：“學校和中國的同志們都十分尊重我們的人格和自尊心。
在這一環境里學習、生活，使我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日本士兵…無論在物質生活方面，還是精神生活方面，都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沒有什么受束縛的感覺。”除了提供優厚的生活待遇外，日本工農學校還創辦了圖書館、俱樂部，經常舉辦舞會、演出等文藝活動，學員們跳櫻花舞、編演反戰話劇、高唱革命歌曲，課余生活十分豐富。有學員回憶道：“我們平時的文體生活有打麻將、撲克和下圍棋、軍棋，有時也打棒球。
”1941年5月8日的《新中華報》曾報道，“當時寶塔山下的延河河灘較寬，是一個很好的棒球場地。”有時，中央首長散步，偶爾趕上學員們打棒球，也饒有興趣地觀看。延安現存的大量資料圖片定格了日軍戰俘當年的生活場景。學校舊址內一張照片中，森健、秋山良照等8名教員和學員身著八路軍軍裝，站在寶塔山下，他們個個面帶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中寫滿了重獲新生的快樂。
正義的力量、仁慈的感化，讓這些受到軍國主義蒙蔽的日本戰俘的思想發生巨大轉變。學員大古正曾在1942年7月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一篇名為《我的轉變》的文章，他說：“到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半年以后，我漸漸感到在無邊的黑暗中，已摸索到一線曙光，那就是因為我們學習了共產主義及其他無產階級解放的知識…我將和中國八路軍一起，獻身于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為求得中日兩民族的解放而奮斗。”中國共產黨優待感化戰俘的舉措，甚至連進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也大為震驚。
1944年10月，美軍觀察組約翰·埃默森等人到日本工農學校考察后，認為中共對日俘的教育改造是成功的。其撰寫的報告中這樣描述：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生進入學校以后會感受到一種舒適友好的氛圍，他們身邊全都是日本人…
民主人士黃炎培在他的《延安歸來》一書中也曾寫道：“我感覺這一個日本工農學校，生氣蓬勃得很。”1945年9月，日本工農學校部分師生合影。化敵為友的學校創造了奇跡隨著時光的推移，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俘身上，發生了許多不可思議的變化。
常改香說，大生產運動開展后，按照政策，日本學員并無生產任務，但他們受到邊區軍民生產熱潮的感染，主動要求參加勞動。他們成立了紡織組、農業組、木工組等，開荒種菜、自蓋房屋、幫百姓鋤草。1943年秋天，學員們收獲了1萬斤土豆，9石大豆，到1944年底，木工組已做出紡車103輛。許多人或許難以相信，中國共產黨寬大的戰俘政策，甚至給予他們平等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
1941年10月，陜甘寧邊區根據“三三制”原則舉行第二屆參議會選舉，日本工農學校的森健當選為參議員。在競選中，他慷慨激昂地說：“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夠參加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選舉，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我們的一個學習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好機會，這將為我們打倒反動封建的日本軍閥政治、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積累寶貴的革命經驗。
”演講獲得現場熱烈的掌聲。隨著改造的推進，一些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積極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及日本在華反戰組織，信仰戰勝了血統，從戰俘轉變為反法西斯戰士。毛澤東所預言的“國際縱隊”成為現實。謝羽說，學員們在前線發放傳單、書寫反戰標語、制作慰問袋，到火線喊話，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戰俘政策。他們同中國人民并肩作戰，有的還獻出了生命。
“晴朗的天空，陰暗的心，把無意義的戰爭停止。弟兄們，歸國去吧！”學員們還創作出大量反戰歌曲，到前線向日軍傳唱。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30日，在延安王家坪禮堂，八路軍為即將回國的日本工農學校學員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大會。9月18日，學員們離開延安。
日本工農學校舊址。新華社記者張博文攝至此，日本工農學校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它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在世界范圍內絕無僅有的學校。從1940年籌辦到1941年5月正式開學，再到1945年停辦，加上山東分校、晉西北分校、華中分校等在內，先后有上千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接受教育。”常改香說，學校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盡管學校就此停辦，但它所教育培養出的日本學員中，有的回國后撰寫回憶錄揭露日軍侵華罪行，有的繼續從事反戰宣傳，終身為推動中日友好而奮斗。
其中，香川孝志和前田光繁合著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描述了他們從“皇軍”成為反戰斗士的經歷，介紹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事跡，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佐藤猛夫寫成《幸運的人》一書，為防止軍國主義復活、主張中日友好奔走呼號。改革開放后，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等多次重訪延安，為增進中日友好做出了貢獻。
在這些學員中，小林清是唯一沒有回國者。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天津市社會科學院工作，曾任天津市政協委員，晚年還加入了中國國籍，親眼見證了新中國的建設成就。1985年，他完成了回憶錄《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留下寶貴的一手材料。1994年，小林清在天津與世長辭，他的骨灰一半被帶回日本、一半埋在天津。2015年8月15日，小林清之子、日本八路軍新四軍戰友會事務局局長小林陽吉在《人民日報》撰文，深情回憶了父親與中國人民并肩作戰的日子。
文章中寫道：“父親曾說，我愛日本，因為那是我的祖國，我生長的地方，那里有我的親人和許多值得懷念的人們。但是我更愛中國，愛那些在艱苦戰爭歲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難的中國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