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旅游標志取自文物造型馬踏飛燕的青銅器。又稱“馬超龍雀”、“銅奔馬”，東漢青銅器，1969年出土于甘肅省武威雷臺墓，現藏甘肅省博物館。1985年，被國家旅游局確定為中國旅游業的圖形標志。馬踏飛燕馬踏飛燕為我國古代雕塑藝術史上神奇而稀有的瑰寶，做為中國旅游圖形標志，既體現了華夏民族文化的深厚低蘊，尤其是做為漢文化的標志，而且象征著中華民族的騰飛！
馬是古代陸地上速度的象征，而燕子是天空中速度的象征。馬踏在飛燕身上，有一種“天馬行空，無所羈縛”的感覺，充滿體現了自由與開放！馬踏飛燕具有的蓬勃生命力和一往無前的氣勢，更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或許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國家間競爭成功，而更需要的是蘊藏在銅奔馬身上的精神，一種神奇與速度，一種勇往直前，與時俱進的漢文化精神！來到陜甘寧旅游，尤其是甘肅旅游要善于挖掘歷史文化題材，因為與馬有關，今天我談談歷史上的關隴集團和河西走廊。關隴集團是華夏民族早期的精英集團，誕生在今天的陜甘寧。唐代駱賓王《早秋出塞寄東臺詳正學士》詩：“溪月明關隴，戎云聚塞垣。
”關隴和河東等地豪強地主的力量，在東、西魏的爭奪戰中，這些豪強地主都歸附了宇文泰，來到了今天的陜甘寧地區。關隴集團以宇文家族為首，西魏北周上層統治者組成的精英軍事政治集團，集團的成員是“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其成員“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徒之事”。歷史學家陳寅恪深入研究關隴集團，發現了它的兩大特征：一是“融治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二是集團成員“入則為相，出則為將，自無文武分途之事”。這一集團尤以八柱國最為重要。
《新唐書》指出：“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當時榮耀，莫與能比。”今天，中華民族到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在下一個百年征程路上，我們提出了強起來的發展階段，從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呼喚英雄，歌頌英雄，更好的展示歷史風貌，為民族復興添磚加瓦。關中形勝隴地神馬～天時和地利關隴集團取兩個字：關中和隴山，包括陜西關中和甘肅隴山等地，兩地一“靜”一“動”，特點鮮明。
關中平原介于秦嶺和渭北詞條北山之間，東起潼關，西至寶雞，長約300余公里的平原，面積約有3.6萬平方公里，此地在渭河、涇河和洛河等河流的滋潤下，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有利于農業生產。周公曾評價關中平原：“被山帶河，沃野千里，天下形勝，莫過于此。”可見，關中平原的“靜”在于地利。“漢初三杰”之一的張良坦言：“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他認為只要守住武關、大散關和蕭關等三關，以東面的潼關制衡中原勢力。關隴集團占據關中平原，利用地利優勢，彌補了兵力的不足。西魏軍隊“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上圖_關中四塞再看隴地，它有“動”的資源。
秦人先祖贏非子善于牧馬，“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認為他牧馬有功，“分土為附庸”，命他在秦定居放牧。隴地位于西部邊陲，水草豐茂，冬暖夏涼，地勢空曠，當地以馬為主的畜牧業就此起步。西漢文帝在西北和西部設立了30余處牧場，從事牧馬的官婢多達三萬多人。《史記·貨殖列傳》詞條指出：隴地“畜牧為天下饒”。漢武帝出于戰爭的需要，格外重視馬匹的繁育。在他的大力提倡下，“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他對產自隴地的代馬贊譽有加，認為“神馬當從西北來。
”至北魏太武帝，僅隴地一處牧場，“馬至二百余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則無數。”秦漢以后，隴地的百姓不是普普通通的烏合之眾，而是漢族傳統文化之淵藪所在，特別是自晉末喪亂以來，許多文人志士西出陽關無故人，遠離政治避難于此，視野開闊，心胸豁達，對流通在絲綢之路的各國商人迎來送往，服務周到，胡漢雜糅，互相通婚，東學西進，逐漸依靠農耕和畜牧休養生息而興旺富裕，漢文化興盛發達，從祠堂的遺存規模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帶入隴地。
北魏時期，時來運轉，隴地軍事供養功能因為一個人的來到突顯，此人是關中大行臺賀拔岳，他接受了北魏孝武帝的密令，開始對抗高歡，并率部來到關隴地區。軍事貴族以賀拔岳舊部為班底崛起，他們定居關隴，不再游走，胡漢雜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看中了這里眾多的馬匹，為軍事所必備。有了馬匹的助力，北魏時期的西魏、北周建立以騎兵為骨干，步兵為主力的軍隊。
沙苑之戰中，西魏60名重甲騎兵將十多萬人的東魏大陣一斬兩斷，實力可見一斑。出身關隴集團的楊堅，仰仗騎兵的威力，擊敗了突厥達頭可汗。隋煬帝即位后，全國僅具裝重騎兵軍團就有24個，據《隋書》記載：每軍擁有“騎兵四十隊。
隊百人置一纛。十隊為團，團有偏將一人。”也就是說隋朝僅重裝騎兵就多達9.6萬人，其中離不開隴地精良馬匹的貢獻。附注說明一下，為什么說是北魏時期的西魏？西魏，南北朝時期由北魏分裂出來的地方性王朝。元寶炬在以宇文泰為首的諸臣支持下登基為帝，國號“魏”。
與高歡所掌控的東魏和南朝梁對立，建都長安。至557年被北周取代，經歷兩代三帝，歷時二十二年。府兵制下的門閥政治府兵制度～關隴集團的人和北魏分裂和坐擁關隴不過是戰略格局中的“天時”和“地利”，“人和”才是關隴集團成功的關鍵。西魏大統年間，宇文泰受形勢所迫推行了“府兵制”，“人和”最終醞釀而成，湊齊了關隴集團的發展壯大的最后拼圖。軍事制度的革新，牽涉到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調整，是一個漸進式的全面改革。
大統八年，西魏宇文秦開始對軍隊進行整編，將歸附的六鎮軍人和關中鮮卑諸軍組成六軍。南宋類書《玉海》記載：當時“六柱國共有眾不滿五萬。”次年，西魏遭遇邙山之敗，元氣大傷。為了補充和擴張軍隊，宇文泰“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將當地豪強列入府兵體系的將領。為了配合府兵制的實行，西魏按貧富狀況，將農民分成九等。
據《鄴侯家傳》介紹：“初置府兵皆于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選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調，郡守農隙教試閱。兵仗衣馱牛驢及糗糧旨蓄，六家共蓄，撫養訓導，有如子弟。”處于六等以上的農民，有三丁的家庭，抽取一名男丁當兵。服兵役的家庭免除賦稅。農閑時，由當地郡守組織府兵訓練，打仗時，府兵自備馬匹、兵器、糧食和服裝，入伍備戰。至此，府兵制度和土地捆綁。
大統十六年，宇文泰參照拓跋鮮卑八部制度，建立起以八柱國為核心、以十二大將軍和二十四開府為主體、以府兵為基礎的軍事組織系統。府兵系統的高層將領，構成了關隴集團的主體。府兵制在西魏初具雛形。再重復總結，府兵的頂端設置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在當時戰火紛飛的狀態下，西魏是軍政合一的，這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都是出將入相，不光是軍隊的統帥，同時也是國家的領導核心，還是當時關中地區最顯赫的二十四大家族，各方面都處于社會的頂端。
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這個集團，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曾是八柱國之一，而隋朝的始祖曾是十二大將軍之一。唐武德九年，高祖李淵確定了43位初唐功臣，有18位出身關隴集團，約總數的41.86%。貞觀十七年，太宗李世民再定“凌煙閣二十四功臣”，關隴集團成員占據了9人，超過總數37.5%。關隴集團形成了中國古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集團。
他們將府兵制和土地相互捆綁，鞏固了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基礎，促進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在關隴集團內部，成員相互通婚，增強了集團的凝聚力。關隴集團建立唐朝后，將中國歷史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武則天即位后，著力打壓瓦解關隴集團，推行平民政治，從此以后，中國再無貴族出現，關隴集團淡出統治層。
